柏拉图与《理想国》 2007-2-13 22:25:48 | 在古代希腊璀璨的群星中，柏拉图也许是最耀眼的一颗。没有人会质疑这位先贤伟大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的强大的后坐力，“他将自己身后2000多年的发展置于自己的影子之下。”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是那个时代历史助生的产物，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必是源于历史而超越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必须站在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人的历史高度，俯瞰人类的思想和心灵，并从这些已然的现象中汲取原料，最后再用自己智慧的头脑构筑自己认为最完美最真实的体系，柏拉图当然也不例外。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年——公元前427年，在他生前便爆发了希波战争公(492BC——449BC)，雅典大获全胜，进入最辉煌的伯利克里时代，然而表面的繁荣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在柏拉图青少年时代，又爆发了希腊史上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431BC—404 BC），雅典在这次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打击，全面溃败，不得不受制于斯巴达人。公元前387年，当柏拉图回到雅典时，又恰逢雅典签订了《安达客达斯和约》，将小亚西亚割让给波斯，可见当时雅典城邦和它的所谓民主政体已经不能再挽救国家衰败的趋势，改革的呼声由此响起。而柏拉图作为一个有志的雅典贵族青年，他必然要针对当时的状况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么，柏拉图是怎样看待雅典的失败的呢？“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联系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的。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怀有深厚的敬爱；而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的。因此，他又转向斯巴达寻求他的理想国的影子，是不足为奇的事。”[1] 罗素在这里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斯巴达的影子是确乎信实的，从柏拉图为自己的理想国制定的许多政策和措施来看，斯巴达的痕迹比比皆是。
首先，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的“正义”。这里有必要对“正义”这个词做一下诠释，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引用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米利都学派哲学家阿那克西德曼的一段话来解释古希腊思想中的“正义”，“所谓的‘正义’就是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此万物要按照规定的时间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相互偿补。”[2]这个意义上的“正义”有些类似于儒家所谓的“天道”，而柏拉图的理想之国用儒家的话就是“天道”与“王道”的标准结合。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正义”至少有了两种意思：
正义的公民，要做合乎自己天性的事。“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3]然而这个层次上的正义还不是全然的正义，用柏拉图的话还只是外在的正义，而真正的正义是关于内在的，是关于真正本身的事情。他进一步解释道：“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它应该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4]
其次，一个正义的国家乃是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在这里，柏拉图为了使自己的安排从乎天意，顺乎人心，从而编造了一个高贵的假话“但是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5]柏拉图就是以这种层级递推的等级宿命论来为自己的理想国设计了三种人：为国者（黄金造），兵士（白银造），普通人（铁和铜）。这些优秀的为国者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1，拒绝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任何私有财产；2，应该和公民同吃同住，和士兵一同打仗；3，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是，一个按照自然天性建立的国家便已然完善了，最后要安放的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柏拉图又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这些人物，能严肃认真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利与聪明才智和二为一。”那么怎样的人才能够称得上哲学家？柏拉图给出如下标准：1，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2，哲学家憎恶假，热爱真，寻求天然有分寸而文雅的心灵。“总而言之，哲学家就是那些天赋有良好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在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一点上，柏拉图显然是肯定了巴门尼德的实在永恒说，然而他同时也接受了赫拉克利特关于感官世界中没有不变的存在的说法，从而成就了其著名的洞穴理论，用于说明感官对存在的非真实反映。柏拉图之所以被认为是希腊哲学中一位集大成者，原因就在于此。首先他假定了一个至善理念，这个理念下辖的是理念世界，理念世界与感官世界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必须通过“努斯”即心灵的不断回忆和“逻各斯”的思考才能使认识提高，冲破感官的藩篱，最后再加上类似于苏格拉底助产士式的启发，才能认识各种理念，既永恒不便的真理，到达理念世界。“柏拉图的独创之处正是这种理念世界与感官世界的分离，这使得概念的逻格斯第一次能够在其纯粹哲学范畴出现。”[6]
在这个正义的国家里，一个卫国者被培养出来，必须要接受音乐与体育的教育。“音乐，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7]柏拉图在这里特别给予了女性平等的地位，后人也因此称他为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女性的护卫者必须裸体操练，既然她们以美德做衣服，她们必须同男人一起参加战争，以及履行卫护者的义务，这是她们唯一的职责。为了培养卫护者，我们对女子和男子并不用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尤其是因为不论男性女性，我们所提供的是一样的。”[8]
在这个正义的国家里，女人和儿童是公共财产共这些女人应该为这些男人公有，任何人都不能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都共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可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好的要尽可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为卫果者，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而具体的结合则由抽签决定。
这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的理想国，柏拉图的这种设计是有现实依据的，实际上，这个计划主要来自他本人游历途中见到的实际情形。埃及的神权政治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少数僧侣阶级统治着的伟大而古老的文明：
“在意大利，他曾在一个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公社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人信奉素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斯巴达，他看到少数统治阶级同他们的民众生活在一起，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吃住在一起，为了优生而限制婚配。并给予勇者多妻的特权。” [9]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又被冠以正义的虚名。对此，罗素说：“它使得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但不是不正义成为可能。”这个国家里，人民由于天性，必须安于自己的地位，因为正义，不能尝试打破即定的秩序而只能在这种秩序中循规蹈矩，从今世到永远，人在正义的统辖下只能是服从而不是超越和改变。这让人想起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千年以前的文明国家里，这种高贵的谎言是普遍的。国家统治者要从心理上征服其国的臣民就必须为自己的统治批上神圣的外衣，用一种层级递推的宿命论来炮制国家政治制度以便让这种制度看上去具有神圣的合理性。
其次，再这样一个国家里，个人是不被承认的。任何个人都不具有个体意义，他只是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公民，并且按照正义的义务，人没有自由可言，从出生到死亡都要接受国家的安排。这是一个枯燥无味，缺乏个性，单调机械的国家。任何东西都被公产掉了，包括人的自由。我们在这里必须思考:在一个所谓的公产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人，还会拥有什么?还能拥什么？
这样一个国家，只不过是少数人的天堂，弱者不会被同情，老人理所当然也会被遗弃。这是一个高贵的强者的国家，那些哲学王和卫国者在被遗弃的老人，孩童，弱者的废墟上思考真理，追求智慧，追求至善。那么我要问，难道善就是要对生命加以甄别，然后有目的的加以扬弃？难道善不是对普遍生命的一种最大程度的同情与包容？难道善不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怜与抚慰？难道人类追求的终极幸福——善，只是那些哲学王们的一场关于智慧而没有生命的游戏？
理想国并不理想，它像斯巴达一样，尽管有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10]正如《国家篇》第一卷里说的“正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然而否认柏拉图政治学说的理想并不等于否认了他的全部哲学，相反，柏拉图的体系对后期希腊思想，基督教哲学以及神学都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将哲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柏拉图虽然做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都是里程碑式的。
“柏拉图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论辩学家。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遽的神秘情感结合起来。他的品格是高贵的。他出生于贵族。气质也有贵族的派头。他是一坚决的唯心论者，敌视一切卑下和庸俗的东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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