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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学的升华及其限度（一） 2006-12-12 16:32:55 | 当代诗学的升华及其限度
（一），个人语境的不纯
作者：欧阳江河（著名诗人）
我们在诗学研究中面对的是一般诗学而在动笔写作时考虑的却是某一特定作品，这种情形是否合理？提出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在当今汉语诗界一个人既写诗又从事史学批评的情况似乎已相当普遍，部分则是考虑到有时我们对如何理解一个此感到没有多少把握——很明显，对于公共理解，一般诗学和不同的特定作品，有时一个词表达了迥然不同的意义。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其中所包含的困惑却是难以回避的。我想这里首先有一个语境问题。一般诗学所面对的是由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具有可公度性的共识语境，而在某一特定文本中起作用的则主要是个人语境。也许对个人语境起源的不纯加以质疑是必要的，因为这一质疑通常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个人生存的特殊处境和深度经验，在其中，词与物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直接真实往往带有令人不安的单纯性质。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单纯本身有可能精致化，变为福音或乡愁的袖珍形式，亦即一种由集体记忆加以维系的个人记忆的替代品；也有可能因制度语境的压抑和扭曲而发展成为真正的噩梦。英国作家赫胥黎（A.L.Huxley）在《美妙的新世界》一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间阳光明媚的房子里摆满接通电源的鲜花，一群孩子被带进来后，人人都本能地扑向鲜花，而电闸就在孩子们的手碰到鲜花的一刹那拉下。这种情形重复一千次后，鲜花与电流在概念上就紧紧黏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事实的简单呈现，或噬咬人心的痛楚经验，也是一种具有固定含义的“反常的常识”。换句话说，鲜花与电击的联系既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又是词与物，词与词的联系，未知世界与已知世界的联系。由于它已内在化为个人语境，无疑将作为修辞的噩梦在孩子们的一生中起作用。
这当然是反常语境迫使正常语境产生变形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它有助于说明个人呢语境的不纯。词与物的初始联系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阴影、暴力、陷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只要提到像“麻雀”这类词在五、六十年代意味着什么就足够了。麻雀每年吃掉多少粮食的统计数字一经发表，“麻雀”一词在我们成长时期的个人语境中就成了“天敌”的同义词，为此不惜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麻雀战争，与其说麻雀属于鸟类，不如说它属于鼠类。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米勒（J.Hilis Miller）所说的“按事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定”去理解一个词的反常途径，不仅指向世俗政治和现实人生场景，而且指向精神和心理的领域，构成了善恶对立的二元修辞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对意义的“事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定”，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成了对词作出分类处理的一个过程。例如：“麻雀”一词划归恶，“葵花”一词则体现了善。在这里，词的世俗性意义无论朝向善恶的哪一方面，都含有某种特异的精神疾病气味，它是不祥的，因为它除了是体制话语的产物，也是人性表达的一部份。
词与物的联系是怎样被赋予超字典的反常意义的，这种意义又是如何在公共理解中固定化、功利化，并对个人语境造成巨大压力的，这恐怕主要是社会语言学范畴的问题，我无意加以深究。我所关切的是对个人语境的不纯加以质疑能否给个人写作带来活力。无论在词的精致化、词作为集体记忆、词作为历史噩梦的哪一种可能性中，我所理解的严肃的个人写作都意味着呈现生存的未知状态。不过问题在于、一个诗人当然可以通过规定上下文关系来规定词的不同意义，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幻觉，因为诗人不能确定，具体文本所规定的词的意义一旦进入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公共语境之后，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有效的。令人沮丧的，是一方面个人语境难以单独支撑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无力排斥公共见解强加的意义。例如“麦子”一词在已故诗人海子的后期诗作中频繁出现，只要我们细读原作就能发现，海子是在元素和词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但后来的情况却表明，“麦子”一词进入公共理解后，因其指涉过度泛滥而成了那种空无所指的“能指剩余”，就像一只魔术袋，可以从中掏出种种稀奇玩艺，但又似乎是空无一物。一个词的信息量从来没有包含如此多的群众性，以及族系相似性（Familiai resem-blances），其意义的传递无论是经由误读或仿写，还是通过空想或移情，都明显带有非意义刺激出来的仪式气氛。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并非如何理解一个词、以手势或一个诗人这样的问题，我们遇到的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症候，它3相当诡异地同时证明了诗意对公众的强烈感染力以及伴随这种诗意感染力所产生的深刻的无力感，诗意的独特性越是传遍公众的理解，就越不是诗意本身。也许这里有一种萨特（Jean-Paui Sartre）式的奇怪反讽，即“胜者为败”的逻辑——诗人所赢得的正是他所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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